诱骗治疗”、“患者生存期明显缩短”、“花费了常规治疗的10倍以上”、“人财两空”……近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内科医生张煜的一席发言,给医疗行业带来了一场巨震,非合理的过度诊疗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国家卫健委指出,已关注到“北医三院肿瘤内科医生反映肿瘤治疗黑幕”有关网络信息,立即组织对有关情况和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相关问题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持续推进肿瘤诊疗管理工作,进一步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体系,加大监督指导力度,确保相关要求落实到位,着力提升肿瘤诊疗规范化水平,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事实上,虽然大部分超适应症用药或使用某种技术有其合理性,但也需认识到,受“经济利益”诱导而被使用的现象也并不少见。近年来,我国已持续加大对医生不合理用药、企业带金销售、销售费用畸高等多个方面的严查,医疗反腐不断深入。
19家药企遭处罚赛诺菲、步长、恒瑞纷纷涉及
日前,财政部发布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对全球医药巨头法国赛诺菲、长白山制药、江苏恒瑞医药、山东步长制药等19家医药企业做出依据现行会计法有关规定的顶格行政处罚。
此次受罚企业中,上市公司恒瑞医药、步长制药被直接点名,上市公司上海医药旗下4家企业及华润三九、复星医药旗下各1家企业均被通报。此外,全球医药巨头法国赛诺菲、德国默克的下属企业均被处罚,跨国药企礼来公司的下属企业也涉及其中。
中纪委网站发布的《深度关注|剑指药企带金销售》一文对此次检查做了详细披露,指出医药企业费尽心思套取资金,“倒腾”出高额销售推广费用,塞进医药代理腰包。
根据财政部行政处罚事项决定书显示,步长制药通过以咨询费、市场推广费名义向医药推广公司支付资金,再由医药推广公司转付给代理商,涉及金额5122万元。江苏万邦医药虚开销售费用1.4亿元。
长白山制药通过虚增员工工资722万元,虚增差旅费2162万元、虚增劳务派遣费508万元,同时列支不实医疗机构临床费用2660万元,共6052万元。同时,长白山制药旗下的通化玉圣药业手段相同,分别以虚增员工工资、虚增差旅费、虚增劳务派遣费483万元、598万元、472万元,列支不实临床费用1370万元,还开具虚假发票170万元,共3093万元。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列支咨询评审费、广告宣传费,后附部分发票经查询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结果为“查无此票”或“不一致”,涉及金额1.29亿元;虚列27家信息咨询服务部的咨询评审费1600万元,虚假会议支出274万元,虚增办公用品费481万元。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不同推广会议照片存在雷同,伪造会议地点、签到表等问题,涉及金额840万元;虚假调研费用1318万元;虚假差旅费用1239万元。
跨国药企赛诺菲2018年列支医学领域的学术研讨或经验交流会议费1.49亿元,“参会”相关医生表示会议不真实或未参加会议,涉及金额93.82万元。
药企销售费用畸高带金销售难断
自2013年药企巨头葛兰素史克医药行贿案曝光以来,“规范药品流通秩序,遏制药品流通领域腐败”的呼声持续高涨。近年来,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化,药品采购“两票制”、国家药品带量集采、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相继落地,药品带金销售的灰色空间已经被大幅压缩。
但高压下,行贿案仍难以杜绝。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一则案件信息显示,浙江省人民医院原麻醉科主任胡双飞多次收受某公司医药代表叶某给的好处费,仅“地佐辛”注射液一种药品便累计收取回扣款125万余元。
近日,浙江执行首次严重失信所涉药品暂停挂网,这也是医保信用“黑名单”制度实施以来,信用评价制度与省级招采平台第一次联动。
据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浙刑初428号》)披露,哈尔滨誉衡制药有限公司的鹿瓜多肽注射液在浙江省存在商业行贿行为。其药品代理人,在2017年5月至2019年6月26日期间承诺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每开具1支“鹿瓜多肽”就支付8元好处费。至案发时,陆姓医药代表共支付给该院40名医生好处费共计88万余元。
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披露,2012年至2017年期间,原灵璧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相关责任人在购买卡孕栓药品中收受回扣88700元、在两癌筛查中收受回扣293640元,在唐筛项目中,截留资金575655.15元。
4月1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江西永昌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戴龙勇,涉嫌行贿犯罪,目前接受江西省监委监察调查,已被采取留置措施。3月23日,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昆明天添欣药业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守军、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营销一部总监何燕等人因涉及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原副院长马林昆严重违纪违法案,已被留置。
关于医药,关键岗位涉案人员比重较高。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广西纪检监察机关“十三五”期间立案查处医疗卫生系统案件4000多件,其中涉及各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约2500件。在这近2500件医疗机构案件中,近50%违纪违法人员是掌握药品、医疗设备等采购资源的县级以上医院和乡镇卫生院领导、科室或部门负责人。
斩断医药腐败链条还需持续发力
中纪委前述文章指出,数据显示,我国约有八成的药品经过医院渠道卖出。小小一片药,从生产企业到患者,需要历经公立医院药品采购的诸多环节,药企支付给招标机构、医院负责人、医药代表、医生等的费用,最终都会叠加在这片药的售价上。无论是销售费用过高,还是成本、收入上的数据造假,背后都指向医药行业的带金销售模式。这些中间费用转嫁到药价上,是药价虚高的“直接推手”,最终蒙受损失的是国家医保资金和患者。
据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估计,目前中国的医药代表人数约在百万人左右。药品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医药代表作为连接医生、医院和药厂的纽带,对其职业行为的监督既必要、也必须。如果放任其采用种种不正当手段为药品谋求医院“入场券”,则势必违背这一职业的设立初衷。一些抵挡不住诱惑的医务人员为获取丰厚的“定向”回扣,很可能采取多开药、开贵药、开指定药等有悖医德的方式谋利。
同时,上述文章强调斩断医药腐败链条,遏制医药费用不合理过快增长,是当下的重中之重。
4月14日,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将进行为期一年的开展不合理医疗检查专项治理行动,旨在通过开展专项治理行动,严肃查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诊疗技术规范,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合理医疗检查(包括各类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病理学检查等)行为,指导医疗机构建立健全规范医疗行为促进合理医疗检查的制度规范,营造良好的就医环境,推进建立医疗检查监管长效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腐败整治需继续深入,尤其是对于将一切生的希望寄予医生身上的患者来说,医疗腐败更需根治。而对于医药企业来说,下一步应转向重研发,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一些药企研发费用不及销售费用的几十分之一。(记者 梁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