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它是在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筹划下，经过上海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努力，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而成立的。
    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震惊中外，也引起了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为了了解中国革命的状况，求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互相支援与结合，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同意，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维经斯基及其翻译杨明斋等人到中国。维经斯基一行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宣传俄国革命和俄共经验；条件成熟的话，研讨中国建党问题等。
    维经斯基到北京后，得到了李大钊的热情接待，受到了北京各界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的热烈欢迎。他详细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其内外政策，使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加深了对苏俄革命的了解，坚定了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决心。李大钊和维经斯基就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问题进行了多次探讨，双方一致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为了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赴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商建党大计。
    4月下旬，维经斯基一行到达上海后，由陈独秀出面邀请陈望道、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沈雁冰、陈公培、俞秀松、施存统、刘大白、沈仲九、丁宝林（女）等人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即《新青年》编辑部）和白尔路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社多次举行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思潮和中国革命问题。刘大白、沈仲九是《星期评论》的撰稿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丁宝林是浙江绍兴女师的教员。维经斯基在座谈会上热情地介绍了俄国革命和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使与会者大开眼界，耳目一新。会议举行数次后，打算在此基础上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张东荪、戴季陶两人只参加了一次座谈会后就不再参加。张东荪退出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就是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预备组织，那他就不能不退出，因为他是研究系，他不打算脱离研究系。”戴季陶说他只信奉三民主义，他研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预防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他当时便说：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孙中山在世一日，我就不参加共产党。
    张东荪、戴季陶两人拒绝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使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越来越觉得有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1920年5月，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由陈独秀负责。成员有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杨明斋、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等。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陈独秀寓所开会，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决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会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采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或劳农专政）；二、生产合作；其他还有党的严密的组织等内容。会议选举陈独秀为领导人（书记）。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最早组织的产生。
    同年8月，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征求对于党的名称的意见，李大钊的意见是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于是不再称“社会共产党”。
    为了统一各地共产主义者对建党思想的认识，并为正式建党作准备。1920年10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要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决心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为在中国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誓愿。这个宣言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仅供内部学习和作为接受党员的标准，但它实际上起了临时党纲的作用，为后来党正式成立时制定党纲奠定了基础。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和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外，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此时，对各地党组织建党工作起了推动作用的上海发起组，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