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指标，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

医疗领域腐败，涉及药品耗材、医保资金等方方面面，

由此带来药品和医用耗材价格虚高、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问题，

不仅破坏了行业风气，而且加重了患者就医负担，

直接侵蚀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民生痛点就是反腐惩恶的发力点。

今日我们来简单了解：中国医疗反腐简史。

1992年第9期《财会通讯》上，陕西榆林地区第一医院的工作人员还在探讨“药批回扣收入”的核算问题。因为给回扣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门：开始是饭盒、报摊、照相机、安装电话、住宅装修，后来发展到直接给现金，这些收入入账的方式也很丰富，往往以宣传费、广告费、劳务费、红票等名义，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医疗机构的账目上。

1993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只将“没有入账”的回扣认定为受贿行为。彼时， 第一轮医改开启，公立医院彻底告别了计划经济下政府主导“全额管理、定向补助”的模式，逐步走上了自负盈亏的道路。公立医院骤然“断奶”，陷入缺少资金、房屋、设备老旧，医务人员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的窘境。

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到1994年，全国医疗费用每年增速高达25%，其中药品收入占医疗机构业务收入的比例很快超过了50%。另据卫生部门统计，1994年全国60.7亿元的药品纯收入里面，回扣就占到了40亿元。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假劣药品进医院、过度诊疗等情况。

江苏省射阳县丁海东曾经写道：1991年国家统计年报估计，全国每年医药行业让利回扣减少国库收入达到56亿元，远远高于国家每年从医药行业征收的49亿元税收。除了国有资产流失，他还担心，这笔钱尽管都记录在账，也还是不可避免会进入私囊。

1993年7月31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召开了“河南省药品回扣专项检查联席会议”，召集了工商、卫生、医药、省纠风办等部门，要求整治药品回扣问题，开展自查自纠。不过此时的自查自纠的目的仍然“ 不是要惩处一大批人 ， 关键是要遏制住这股歪风 ”。

199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迎接21世纪挑战——中国质量战略高层研讨会”上，对药品回扣问题明确表达了不赞成的态度，针对有人主张回扣公开化，他直指：我看不能！回扣就是入个人腰包，是贪污受贿。

1996年9月起，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国家卫生部、国家工商局等六部门联合部署了全国整治药品回扣的行动。这也是全国范围内对医疗反腐的首次宣战，且几乎覆盖了整个产业链。

2017年11月4日，《反不正当竞争法》时隔24年首次修订，不正当竞争行为更加明确，为治理医药领域商业贿赂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2018年3月，通过的《监察法》将公立医院管理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纳入监察范围。

2020年9月底，酝酿多年的《医药代表备案制》也终于出炉。医药代表不能再背销售任务，而且需要备案后才能继续学术推广。这也意味着，错位近30年的医药代表，将回归学术本位。

2020年12月，生效的《药品管理法》不仅提高了违法成本，还在针对商业贿赂的处罚中，加入了行业禁入规定。

全国117714个药品生产销售企业和医疗机构自查出从1993年12月1日以来给予、收受的药品回扣金额17.4亿元，通过自查自纠上交的回扣金额达3.58亿元。另有立案调查的药品回扣案件4230件，3363件结案，涉及的违法金额达到6.64亿元。过程中，还查出了大批假冒伪劣药品，标示价值1.45亿元。这次行动起到一定的震慑的作用，是全国范围内医疗反腐的漂亮开局。

2004年，卫生部门组织全面开展行业不正之风专项整顿工作之时，当时还是副部长的高强，就曾经放话：凡是收红包、拿回扣的医生都将被取消行医资格！新医改以后，原卫生部部长陈竺也多次强调，要加强卫生系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决依纪依法清出医疗队伍的极少数“害群之马”！

2006年，原卫生部开展“医院管理年”活动，让医务人员收入与医疗服务收费脱钩。此前蓬勃发展的科室承包、开单提成等违规行为被坚决取缔。

200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在公开场合回应关切称，国有医院普通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药商回扣的行为，属于“从事公务”，以受贿罪论处“没有任何疑义”。

2008年，两高正式发布《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对医疗机构、医生受贿做出规定，明确这种情况适用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2010年，药品回扣达到了450亿元，过度医疗浪费1800亿元。公立医院也逐渐成了医药市场的主力，80%的药品都是通过公立医院卖出。

2012年，中华医学会原党委书记饶克勤在第二届中美健康峰会上直言，54%的医生表示曾有过接受药品回扣的行为，还有39%的人说曾接受医药公司的会议资助。

2013年，跨国巨头GSK因为行贿接到了中国政府的天价罚单——5亿美元，相当于30亿元人民币，是当时针对公司行贿开出的最大罚单。此外公司5名高管被判2-3年有期徒刑。该公司中国区前负责人马克锐被驱逐出境。

2007年，原国家食药监管局局长郑筱萸因受贿600余万元被判处死刑。

2013年的福建漳州窝案，全市73家医院集体沦陷。涉案医务人员多达1088人，行政管理人员133人，退回的赃款就有2049万元。

2017年6月，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联合督办，破获了一起医药行业的虚开增值税发票大案，涉案金额超4亿元，犯罪嫌疑人在无货交易的情况下，利用上下游20多家企业开具了大量增值税专用发票。据稽查人员测算，企业通过这种“走票”的方式套取现金，40%流向了医疗机构和医生。

2019年，国家财政局联合国家医保局再次“亮剑”——对77家医药企业进行“穿透式”查账，也就是以名单上的企业为起点，所有相关的上下游企业都要查，医疗机构也要查。

2020年，中纪委也表态称，医疗反腐已从抓受贿者转向了“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抓”，要让侵害医院和患者利益的“围猎者”付出惨痛代价。

四川省阿坝州人民医院原院长谷运麒“落马”，个人回扣款高达1370万元。这一案件中，从院长到检验科、药剂科主任，再到普通医务人员都牵涉其中，仅主动上交违纪违规所得的，就有173人。

源：财经自媒体，作者：陈广晶-八点健闻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整合：反舞弊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