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文章《多部门加大联合惩处力度 形成强监管震慑力综合施治遏制商业贿赂》，市监总局近日公布的一批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医疗卫生即为商业贿赂问题较为集中、多发的行业。

       随着对商业贿赂案件查处力度不断加大，一些医药企业采取更为隐蔽、复杂的手段，为其贿赂行为披上“合法外衣”。有的在医药购销环节给付医院工作人员回扣，如此次公布的杭州建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商业贿赂案中，为获得药品生产企业的药品推广佣金，当事人与某县人民医院药剂科工作人员王某约定，由王某负责将药品某注射液和某胶囊运作进该院并持续采购，当事人则按照医院药品采购价的一定比例支付给王某回扣。

       有的通过生产环节虚高价格采购原料药、流通环节虚假交易等方式套取资金进行贿赂。去年8月，国家医保局通报，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药品生产企业为规避“两票制”政策和监管，与下游50多家药品代理商相互串通，对注射用头孢硫脒等87种药品采取用虚高价格采购原料药的方式套现，并向下游药品代理商转移资金。涉及金额巨大，其中部分资金用于行贿医务人员或特定关系人，开展药品违规促销，详见：国家医保局：天心制药等3家企业虚增原料药价格、虚抬药价套取资金有关情况的通报。

       商业贿赂隐蔽性强，多采取‘一对一’的私下交易方式进行，在一些行业、领域，甚至从贿赂方式、交接手段、贿赂金额、分成比例等，都有着严格的“潜规则”式操作规程，并且双方当事人在藏匿和销毁证据；另一方面，商业贿赂往往以现金形式支付，资金往来记录不易调取。一般只有暗账没有明账，甚至不予建账、不予入账。一些行贿主体将返利或者不正当利益支出后，还通过劳务费、咨询费、考察费、赞助费等“正当理由”，巧立名目平衡账目，掩盖违法行为。

       在合肥倍思恩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商业贿赂案中，当事人与某县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签订协议，以给付科研费用的方式，使得其经营的矫正用耳模型进入县人民医院推广销售，共计销售178个，当事人工作人员白某某分2次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县医院耳鼻喉科科研费用3.5万元。

       2021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明确了惩治行贿的五类重点，其中就包括实施重大商业贿赂。多地纪检监察机关正在探索实施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例如江苏省张家港市纪委监委推动相关部门建立多个数据库，将存在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医药企业和供应商、代理商纳入医疗机构采购“黑名单”。

       中纪委网站于本日发布文章《江苏持续推进高值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切实减轻患者负担 有力监督促专项整治走深走实》，江苏省纪委监委聚焦高值医用耗材采购环节腐败问题，为此部署专项整治、出台一系列制度，推动建成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并集纳全省所有相关数据嵌入纪委监委监督模块、成立省阳光采购联盟等，以改变以往医药企业“带金销售”的营销模式，推动净化高值医用耗材购销领域生态。

       专项整治开展一年中，该省有949家医疗机构开展自查自纠，组织谈话19037人，查找问题640个，落实整改486条；督促相关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上缴违规违法所得1428.83万元。

       从整治前该省医疗卫生领域案件查办情况看，医疗卫生领域腐败案件数量在重点行业领域中一直比较靠前，而涉及医用耗材案件又是该领域最突出的腐败问题，自2017年至2019年该省查处医用耗材采购贿赂案件占医疗卫生领域商业贿赂案件的46.7%，已超过药品回扣案件位居首位。同时，医用耗材案件案值大、危害重，有的案件中一名行贿人牵出多名医务人员，窝案串案时有发生。经深入分析发现，行业违规招投标、线下采购、以械补医、临床不合理使用等问题易发多发，一些不法医务人员和耗材供应商相互勾连，获取巨额非法利益，致使医用耗材价格虚高，加剧了群众“看病贵”。

       例如，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医院神经外科原行政副主任黄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案发，其利用从事神经介入治疗、选择使用医疗耗材的职务之便，为杜某经营的三家医疗器械公司提供帮助，在神经介入手术中使用这三家公司的医疗耗材达3.78亿元，共收受贿赂4000余万元。此外，苏州大学临床医学研究院原副院长杨某军、江苏省人民医院原副院长杨某健也因在高值医用耗材使用等方面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

       此外，上线智能综合监管平台进行医用耗材数据监管，淮阴区码头卫生院超标准收费219.23万元，副院长刘某某、药材科科长杨某某、护理负责人侯某某三人分别被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一批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涉及医疗卫生、旅游、餐饮、保险等多个行业。商业贿赂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毒瘤”，不仅破坏公平竞争环境、阻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还侵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此次择取典型案例予以公布的几个行业，既是与百姓民生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也是商业贿赂问题较为集中、多发的领域。”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

　　以医疗领域为例，随着对商业贿赂案件查处力度不断加大，一些医药企业采取更为隐蔽、复杂的手段，为其贿赂行为披上“合法外衣”。有的在医药购销环节给付医院工作人员回扣，如此次公布的杭州建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商业贿赂案中，为获得药品生产企业的药品推广佣金，当事人与某县人民医院药剂科工作人员王某约定，由王某负责将药品某注射液和某胶囊运作进该院并持续采购，当事人则按照医院药品采购价的一定比例支付给王某回扣。

　　有的通过生产环节虚高价格采购原料药、流通环节虚假交易等方式套取资金进行贿赂。去年8月，国家医保局通报，2017年至2021年5月，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药品生产企业为规避“两票制”政策和监管，与下游50多家药品代理商相互串通，对注射用头孢硫脒等87种药品采取用虚高价格采购原料药的方式套现，并向下游药品代理商转移资金。涉及金额巨大，其中部分资金用于行贿医务人员或特定关系人，开展药品违规促销。

　　“商业贿赂隐蔽性强，多采取‘一对一’的私下交易方式进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在一些行业、领域，甚至从贿赂方式、交接手段、贿赂金额、分成比例等，都有着严格的“潜规则”式操作规程，并且双方当事人在藏匿和销毁证据、逃避执法调查等方面又极易形成攻守同盟，导致线索发现难。

　　另一方面，商业贿赂往往以现金形式支付，资金往来记录不易调取。一般只有暗账没有明账，甚至不予建账、不予入账。一些行贿主体将返利或者不正当利益支出后，还通过劳务费、咨询费、考察费、赞助费等“正当理由”，巧立名目平衡账目，掩盖违法行为。

　　在合肥倍思恩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商业贿赂案中，当事人与某县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签订协议，以给付科研费用的方式，使得其经营的矫正用耳模型进入县人民医院推广销售，共计销售178个，当事人工作人员白某某分2次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县医院耳鼻喉科科研费用3.5万元。

　　“广义上的商业贿赂涵盖商业活动中违反公平竞争原则，为谋取商业利益而发生的一切贿赂行为。”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记者，这些行为既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的贿赂，也包括刑法下公职贿赂（如贿赂政府官员、国有企业及员工等）及非公职贿赂。

　　如在工程建设、医疗卫生等领域，不少商业贿赂案件中的行贿对象为公职人员。去年3月，原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活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其主要行贿人楼某某是从事安装分包工程的个体经营户，多次向任活行贿逾235万元，从而获得多个项目中的工程业务。

　　“商业贿赂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寻租腐败，一些商人为了谋取自身的不正当利益向手中掌握垄断权力的公职人员行贿。”庄德水说，受贿行贿是商业贿赂的一体两面，既要严惩受贿方，也要注重对行贿的查处和治理，从社会主体、行为主体两头推进，不断压缩商业贿赂蔓延的腐败空间。

　　2021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明确了惩治行贿的五类重点，其中就包括实施重大商业贿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这既是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也是顺应广大市场主体呼声、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重要举措。

　　记者注意到，多地纪检监察机关正在探索实施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例如，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开展行贿人情况向有关单位通报工作，由相关单位按照规定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和资格资质限制等处理；江苏省张家港市纪委监委推动相关部门建立多个数据库，将存在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医药企业和供应商、代理商纳入医疗机构采购“黑名单”。

　　“实施黑名单制度，关键在于明确量化标准，比如参照刑法行贿罪的数额和情节，配套措施如招投标准入、限制高消费、征信降级乃至限制购房购车等。此外，也要注意保护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过度惩戒。可以引入退出机制，设置惩戒影响期，限定惩戒范围，分层分级处理。”杭州市纪检监察机关有关同志说。

　　由于商业贿赂行为高度隐秘、复杂，单纯依靠某一单位、部门的力量难以形成系统性效果，需要多方联动，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商业贿赂违法行为打击力度，破解发现难、取证难、执法难等问题，形成强监管的社会震慑力。

　　在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过程中，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市场监管总局纪检监察组加强协调联动，在部分重点案件查办中积极推进行纪衔接。“驻总局纪检监察组加强对重点案件的统筹协调，督促指导相关业务司局加强协作配合，共同推进案件查办，发挥纪检监察组与其他部委、地方纪检监察部门的联动优势，帮助业务司局开展案件协查和线索核实。通过探索建立信息共享、案件移交、执法联动等机制，及时将掌握的商业贿赂案件线索和查办的商业贿赂案件情况互相通报，形成受贿行贿一起查合力。”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将继续加强与纪检监察、检察、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的协调配合，提高多部门综合监管强度，加大联合惩处力度。

　　“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加快商业贿赂预警机制建设，通过大数据监督等技术手段进行全过程监督。企业自身也要不断加强廉洁风险防控，完善合规制度建设，通过在全社会培育廉洁氛围，把廉洁融入市场交易的每一个环节。”庄德水说。

　　图为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深入临床一线，开展大型医疗设备、药品、耗材等医用物资管理、使用全过程的专项监督工作。刘德江 摄

　　图为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纪委工作人员对照江苏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上的采购信息核对相关医用耗材购销情况。蒋群燕 摄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

　　医疗卫生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江苏省纪委监委聚焦医疗卫生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在查办案件、专项监督中发现，医疗卫生领域案件尤其是高值医用耗材采购环节腐败问题多发，导致医用耗材价格虚高，加剧群众“看病贵”。为此，部署开展全省高值医用耗材采购问题专项整治，督促支持省医保局、省卫健委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医用耗材阳光采购的实施意见》《江苏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实施细则（试行）》《关于推广运用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的通知》等一系列制度；推动建成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集纳全省所有相关数据，嵌入纪委监委监督模块，实现从数据中查事查人；推动有关部门组织全省176家三级公立医院成立省阳光采购联盟，联合与企业谈判议价，自2019年至今，已开展8轮联盟带量采购，涉及心血管科、眼科、普外科、骨科等高值耗材，涵盖18899个产品，累计节约采购资金约67.3亿元。群众医疗负担大幅下降，“看病贵”问题加速缓解，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把纪检监察工作做到了群众心坎上。

　　查办案件揭开“盖子”，有的放矢开展专项整治

　　“我们深切感受到改革成效明显，所涉耗材价格显著降低，患者负担明显减轻。”日前，江苏省南京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谈到该市纪委监委对高值医用耗材整治工作进行“回头看”调研时感触良多。南京市胸科医院有关负责人介绍，专项整治后，心脏支架价格降幅超九成，该医院2021年全年心脏支架手术量提升超两成，以往病人因经济负担做不起手术的问题极大缓解。

　　聚焦高值医用耗材开展专项整治，是江苏省有的放矢之举。江苏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从整治前该省医疗卫生领域案件查办情况看，医疗卫生领域腐败案件数量在重点行业领域中一直比较靠前，而涉及医用耗材案件又是该领域最突出的腐败问题。比如，自2017年至2019年，该省查处医用耗材采购贿赂案件占医疗卫生领域商业贿赂案件的46.7%，已超过药品回扣案件，位居首位。同时，医用耗材案件案值大、危害重，有的案件中一名行贿人牵出多名医务人员，窝案串案时有发生。

　　2017年3月，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医院神经外科原行政副主任黄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案发。黄某利用从事神经介入治疗、选择使用医疗耗材的职务之便，为杜某经营的三家医疗器械公司提供帮助。短短几年间，其在神经介入手术中使用这三家公司的医疗耗材竟达3.78亿元，共收受贿赂4000余万元。此外，2019年，苏州大学临床医学研究院原副院长杨某军、江苏省人民医院原副院长杨某健也因在高值医用耗材使用等方面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经深入分析发现，行业违规招投标、线下采购、以械补医、临床不合理使用等问题易发多发，一些不法医务人员和耗材供应商相互勾连，获取巨额非法利益，致使医用耗材价格虚高，加剧了群众“看病贵”。

　　围绕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现象，江苏省纪委监委坚持查处一类案件、总结一类规律，通过查办案件揭开“盖子”，抽丝剥茧找准了行业性、系统性问题。

　　针对医疗卫生领域突出问题，江苏省纪委监委2019年部署开展高值医用耗材采购问题专项整治，专门制定《关于协同监督推动全省高值医用耗材采购问题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提出要压紧压实职能部门政治责任，督促建立健全集中采购制度，建设综合监管平台，完善监管工作机制，净化市场环境和医疗服务执业环境。

　　根据该《工作方案》，江苏省纪委监委驻省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督促推动省卫健委开展专项整治，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制发《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采购使用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通知》，专项整治开展一年中，该省有949家医疗机构开展自查自纠，组织谈话19037人，查找问题640个，落实整改486条；督促相关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上缴违规违法所得1428.83万元。

　　专项整治中，针对高值医用耗材网下采购频繁、招采工作不透明等问题，江苏省纪委监委驻省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紧紧抓住公开挂网、联盟谈判和带量采购等环节，把监督“嵌入”进去，严格监督检查，督促推动省医保局构建了阳光招采制度体系，搭建了省级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实施了联盟谈判和带量采购，行业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联盟带量阳光采购，医用耗材大幅降价，招采环境持续优化

　　2022年12月22日至23日，江苏开展第八轮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网上竞价和现场谈判，本轮带量采购的产品是骨科植入耗材中的创伤类耗材。经过网上竞价，55家企业、1032个产品拟中选，拟中选产品价格平均降幅72.77%，其中锁定加压接骨板系统平均降幅74%、最高降幅89.46%。

　　据了解，江苏省于2019年率先开展高值医用耗材带量采购，按照“省级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结果共享”方式，组成全省采购联盟，对临床用量大、采购金额高、使用范围广的高值医用耗材产品，实施联盟带量、集体谈判采购，促进医用耗材实质性降价。

　　“2019年，在省纪委监委督导下，省医保局聚焦冠脉支架开展带量采购，实现高值医用耗材首次带量采购，支架中选品种平均降幅超50%。此后，持续推动重点品种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截至目前共开展8轮。”江苏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每一轮带量采购都是在省纪委监委和驻省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的监督下进行的，以确保带量采购公开、公平、公正。

　　宿迁市患者张某患心脏病多年，他在省人民医院住院半个月，历经两次心脏大手术后，终于康复出院。得益于高值医用耗材联盟带量采购，其手术中使用的心脏支架价格已从原先的每个2万多元降至不足1000元。

　　持续开展联盟带量采购的成效非常明显。一方面，医用耗材价格大幅降低，群众医药负担得以切实减轻；另一方面，带量采购在挤出流通环节水分、实现较大幅度降价的同时，改变以往医药企业“带金销售”的营销模式，推动净化高值医用耗材购销领域生态，为医药行业和医疗机构营造出风清气正的环境，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和作风问题的发生。

　　为巩固高值医用耗材带量采购成效，针对高值医用耗材网下采购频繁、招标采购工作不透明等问题，江苏省纪委监委会同省卫健委、省医保局联合下发《关于推进全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工作的通知》，驻省卫健委纪检监察组持续督促推动省医保局履行主体责任，统筹规划全省医用耗材特别是高值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工作，制定印发《关于推进医用耗材阳光采购的实施意见（试行）》（2020年）、《关于深入推进药品阳光采购的实施意见》（2021年）、《关于深入推进医用耗材阳光采购的实施意见》（2022年）等制度，因势利导、系统构建全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制度等体制机制，既治标也治本。

　　根据上述阳光采购制度，全省公立医疗机构使用药品、医用耗材均需在江苏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公开交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实行医用耗材在平台公开交易、阳光采购，是加强采购使用监管的重要抓手，通过阳光操作，规范采购行为，净化招采环境。”江苏省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江苏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已与全省2285家公立医疗机构联网，能实时采集、监管、预警医疗机构采购和使用情况，同时开发了在线议价、拼单议价、采购专区、药店采购、公众查询等功能模块，促进省平台阳光操作、规范运行。

　　“打开江苏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点击订单查询，产品名称、规格、入库数量、入库金额、配送企业等情况一目了然。”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纪委工作人员滑动鼠标，对照平台采购信息核对相关医用耗材购销情况，“阳光采购平台的建立有效提升了医院监管效率，通过比对一定周期内高值医用耗材采购价格以及使用异常情况，可以及时有效发现耗材管理问题。”

　　构建综合监管平台，集纳医疗机构药品招采结算等数据，实现从数据中查事查人

　　“淮阴区码头卫生院向门诊及住院患者超标准收费219.23万元，其中氧气吸入应收标准为2元/小时，实收10元/小时；中换药应收标准为10元/次，实收20元/次；石膏绷带进价4.5元/卷、实售11.5元/卷。”近日，淮安市纪委监委第八监督检查室负责人介绍，市纪委监委此前利用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发现上述问题后，迅速责令整改。

　　最终，码头卫生院副院长刘某某、药材科科长杨某某、护理负责人侯某某三人分别被给予政务警告处分。“智能综合监管平台为医用耗材监管装上了‘千里眼、顺风耳’，一旦数据有异常，就可以及时采取监管手段。”该负责人感慨道。

　　据介绍，江苏省纪委监委督促推动建成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建立集主体责任、行业监管、职能部门监督、纪委再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管平台，实现对阳光采购平台的再监督。在该平台上，该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医用耗材）招标、采购、配送、使用、结算等信息全部上网，实现了交易流、信息流、资金流“三流合一”，将传统的“查部门、查台账”升级为“从数据中查事查人”。

　　“平台建立了联通省、市、县三级的闭环监管系统，分级对医疗机构采购使用情况进行全方位监管。通过全面纳入全省公立医疗机构采购、配送、使用数据，实现对药品、医用耗材采购的每个环节在线监管，对公立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管理使用耗材进行线上监督，对职能部门履职行为进行动态监督。”江苏省纪委监委驻省卫健委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人介绍，一旦出现采购行为不规范或者违规操作的情况，平台会自动预警，生成问题线索，按照问题的轻重缓急分层、分类推送到医保局、卫健委等部门督办，问题频发、影响较大或者主管部门处置不力的问题线索，将直接推送给纪委监委监督模块，实现对有关问题及时调查处置。

　　有了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实现了借助大数据、智能监管手段开展精准监督。定点医院的医生在诊疗过程中使用哪些耗材，价格多少，耗材在什么时间用到哪位患者身上，一年耗材总花费多少，都可在平台上看得清清楚楚。耗材降价以后，每个医院每位医生每天每月每年的使用量变化情况都在动态监管中。

　　“一个腰椎手术用了10根螺钉，是否存在过度医疗？”2022年8月16日，连云港市民宋先生的父亲因腰椎侧弯等问题接受手术治疗，使用10个椎弓根螺钉让他心生疑惑。针对宋先生反映的问题，连云港市纪委监委派驻第七纪检监察组督促该市第二人民医院纪委、医务处、医保处、行风办公室联动监督，针对患者疑问以现场见面会方式及时进行答疑反馈，很快打消了宋先生的疑惑。

　　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建立起来后，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但能否长治长效，关键在于相关制度的执行落实。“接下来，省纪委监委将持续回应群众期盼，一年接着一年抓，从制度执行严起、从规范操作抓起，以小数据形成大决策、以小切口解决大问题、以小制度养成大规矩，持续纠治医疗卫生领域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江苏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声音

　　近年来，“看病难”的现象得到了极大改善，然而 “看病贵”问题在老百姓中依然反映强烈，其主要原因是治疗过程中的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虚高，其背后也可能隐藏着多种形式的腐败问题。为此，江苏省纪委监委及时部署开展全省高值医用耗材采购问题专项整治，出台一系列制度文件，采取了省级平台集中采购方式，加强了对公立医院的阳光采购监测，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查处。经过三年多的制度实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杜绝了医用耗材采购权力过度集中、行内专家话语权过大、权力寻租空间大、发现问题滞后等廉政风险和制度漏洞。当前医保管理部门和医院普遍反映高值医用耗材的价格大幅度下降，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医疗费用明显下降，病人家庭负担减轻，因“看病贵”而导致因病致贫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希望这些制度能长期执行落实，杜绝医疗腐败，持续净化医疗环境。

　　——江苏省监委特约监察员，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仁寿

　　江苏省纪委监委部署开展全省高值医用耗材采购问题专项整治，从制度着手，联合或督促省卫健委、省医保局出台一系列制度；推动建成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推动有关部门组织公立医院成立省阳光采购联盟，与厂商谈判议价。集纳全省所有相关数据及分析医用耗材市场行情走势，为招采谈判、价格调整、医保支付、总额预算管理等改革工作持续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实现从数据中查事查人。我曾经参与江苏省高值医用耗材组团联盟采购的纪检监察工作，最大的感受就是联盟采购时价格谈判精准合理，流程日趋完善。省纪委监委采取的这些务实举措，推动高值医用耗材购销领域阳光透明，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享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江苏省监委特约监察员，南京市中医院副院长、副教授、副主任护师 陈庆琳

　　江苏省纪委监委聚焦群众“看病贵”背后的腐败问题，抓住了高值医用耗材采购这一关键点，找准了专项监督切口，定制度、促规范，建平台、调机制，智能监督、标本兼治，全省高值医用耗材采购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成效显著。阳光采购、综合监管平台等一系列制度规范的建立，尤其是信息化手段的充分运用，实现了对职能部门履职行为的动态监督，有效排除了一系列廉政风险隐患，遏制了医疗卫生领域特别是高值医用耗材采购环节腐败问题，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为老百姓缓解了“看病贵”问题，同时也有力纠正了高值医用耗材购销领域的不正之风，净化了医药行业市场环境及医疗服务环境，激励企业规范竞争，对医药及医疗行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很好推动作用。

　　——江苏省监委特约监察员，苏州明基医院董事长 王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