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结合上述审计方法，界定货物买卖合同是否有融资性质。

       托盘贸易的交易模式为：资金需求方A公司因缺乏资金，无法采购所需货物，便引入托盘方B公司（即资金供给方，通常是国企）分别与下游企业A公司、上游企业C公司签订特定货物的买卖合同，由B公司向卖方C公司支付全部货款，采购A公司所需的货物，B公司加上固定价格后再分批出售给A公司。

       在此类交易中，虽然货物流真实发生，但作为资金供给方（即托盘方的）B公司仅收取固定的利润（此利润与货物价格波动无关），往往也不承担与货物转移相关的风险，此类风险通常由资金需求方A公司承担。

       也即上下流货物的定价与交易标的的价格波动无关，系基于提供资金获得的固定利润；B公司作为资金提供方虽然分别与上下游企业签订了买卖合同，但既不控制货物也不承担货物流转中的相关风险，同时上下游客户并非B公司自由选择，而是A公司直接指定。

2.循环贸易

       循环交易模式：分别为资金需求方、资金供给方（通常为国企）及过桥方分别签订货物买卖合同。与这一系列买卖合同相呼应的，是每份买卖合同对应的买方均会取得卖方的货物交付凭证（即货权凭证）以及对应买卖合同的结算清单。

       当然，最终，此类交易会形成一个闭环交易，在货物流上表现为：资金需求方→资金供给方→过桥方→资金需求方；在资金流上表现为：资金供给方→资金需求方→过桥方→资金供给方。需要注意的是，在此类交易中，各方往往在事前对“假买卖真融资”的行为知情且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到此类交易环节。如果本类贸易同时具备“空转”、“走单”的特征，从事此类融资性贸易的国企还有可能触发刑律。

3.委托采购

       此类买卖型融资性贸易与分类为托盘贸易的融资性贸易模式较为相似，货物交付过程中对货物转移的风险及对货物的控制权都由资金需求方承担，与分类为托盘贸易的融资性贸易最大的区别在于资金需求方与资金供给方的买卖法律关系变为委托法律关系。

       国企参与上述买卖型融资性贸易的方式，通常都是作为出资方/托盘方，或者是作为交易链条中仅享受固定“过桥”收益的中间方。

案例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1日作出判决的江苏某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买方”）与新疆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国企，以下简称“卖方”）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法院经审理查明：

买方与卖方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5月期间共签订10份煤炭销售买卖合同，并签订《煤炭结算单》，经双方结算确认买方应向卖方支付货款200294863.2元。煤炭买卖合同的货款支付方式为滚结滚付，截至2020年10月20日，买方仍欠付卖方货款38807204.67元。买方在庭审中主张涉案买卖合同属于循环交易，其仅是循环交易中的过桥方，并非真实的买方，并提交一系列证据予以证明。

法院认为，买卖双方在此期间共签订10份煤炭销售合同，已履行7份，存在争议的仅有3份，且卖方提交了实际交付涉案货物的证据，对于买方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最终判决买方按合同约定向卖方履行付款义务。

案例2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1日作出判决的广州某油品有限责任公司（国企，以下简称“B公司”）与深圳某油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深圳市某能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法院经审理查明：

A公司与B公司、B公司与C公司、C公司与A公司分别于2016年10月31日、2016年11月11日、2016年11月22日签订异辛烷的买卖合同3份，买卖合同显示A公司将异辛烷以一定的价格卖给B公司后，B公司每吨加价60元再出售给C公司，C公司再每吨加价20元出售给A公司，各方签订的每份合同的货物的交付地点都相同；

但是，在本案中，根据B公司与C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C公司仅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B公司于2016年12月28日向C公司出具《催款函》，C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签收该函件。B公司又于2017年1月5日向C公司出具《对账函》，显示根据相关合同约定，截止2016年12月31日，C公司还欠付B公司42098000元，C公司在此函件的“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确认。

法院还查明，A公司、B公司、C公司在2016年7月1日曾签订《合作协议》，就各方之间买卖成品油事项，达成合作框架。

法院认为，A公司、B公司、C公司在同一天或相近时段内相互间签订多份《油品销售合同》形成封闭式循环买卖交易。B公司与A公司采用虚假贸易形式长期、多次进行借贷活动，并非临时性资金拆借，而是以此为常业，通过买卖形式实际经营放贷业务，案涉《油品采购合同》隐藏的法律行为即民间借贷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故此交易的性质为融资性贸易。

B公司对于货物是否真实存在并不在意。在三方参与的买卖交易中，B公司无需承担货物市场价格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和货物质量瑕疵责任风险，仅凭在C公司、A公司之间转手交易即可在短期内获取高额收益，因此，认定B公司在具有清晰认识的情况下积极参与融资性贸易，其支付给A公司的款项属于借款而非货款，其向A公司提供款项并非出于其与A公司之间正常的生产、经营需求，而是意在长期通过买卖形式放贷牟利。

B公司作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质的企业，以资金融通为常业，扰乱金融秩序，其与A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关系应认定无效。故法院认定B公司与A公司之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关于C公司作为过桥方，应对资金需求方A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首先，C公司自认其在参与交易过程中就知晓自己参与的并非是真实的买卖交易而是融资性贸易，其明知交易各方系以买卖形式掩盖真实的借贷关系，仍积极参与交易为借贷双方提供资金流通帮助，主观上具有帮助借贷双方规避监管措施和法律责任、破坏金融秩序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过错。

其次，C公司在B公司向其出具的《对账函》中确认欠款，属于C公司在明知交易真实性质和B公司所催收款项真实性质的基础上对B公司作出的债务确认，应认定构成对A公司借款债务的加入。

因此，C公司应对A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国企参与融资性贸易的风险与风险防范

（一）国企参与买卖型融资性贸易的风险

通过上述融资性贸易的特征及表现形式，市场主体特别是国有企业从事买卖型融资性贸易主要会面临以下风险：

（二）融资性贸易风险防范建议

监管部门对国有企业从事融资性贸易的态度，从最开始的加强监管到适度压缩直至如今的清理，除合规性监管外，这些转变与融资性贸易本身的高风险息息相关，融资性贸易一般涉及大宗商品，即资金量较大。

而当下游企业需要以贸易方式融资时，则一定程度表明其现金流短缺，存在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实务中当融资性贸易出现商业风险时，在国企层面很可能同步转化为合规风险，即国有企业发生损失时，在企业承担损失的同时可能追责经营管理者的违纪责任。

但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也不应完全杜绝企业参与供应链业务的通道，同时企业投融资业务领域具有复杂多样性，例如不发生货物流转的“仓单融资”未必属于非法融资手段，合法与合规的界限需综合判断，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综上，如同《公司法》相关业务中股东与股东之间与股东与第三方之间“内外有别”的法律规定，国有企业监管领域，业务“合规”与否同样存在“内外有别”的区分，即部分业务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后，未必否认其合同效力，但在内部监管中，特别是审计合规中，不单从其外部法律形式予以判断，而是更倾向于实质重于形式，因此除基本法律法规外，还需不断跟进学习相关政策，谨慎判断。

来源 ：综合网络，审计行业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