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中存在一个突出难题。在于反腐败倡廉的社会文化资源相当短缺。因此，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将反腐败引申到文化的高度，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大的基础性课题。

        如果腐败显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除了体制层面的原因外，还因为它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腐败也容易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一些人的日常行为模式之中。当前，我国的集团性腐败、体制内腐败以及人们的羡腐心理等，都是“腐败文化”滋长蔓延的可怕信号。

        集团性腐败。集团性腐败或集体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特定群体在共同私利的驱动下，形成了利益联盟，使得本应服务和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不再服务或服从公众，而是蜕变了谋取集团利益的工具，使权力逐步私有化、商品化。在集团性腐败行为中，客观上由于责任主体分散，所有行为个体都不同程度地负有责任，形成了利益风险共同体，相对于个体腐败行为，他们的压力和风险是有限性的。在他们看来，法不责众，你腐败，我腐败，他也腐败，大家都腐败，也就无所谓腐败了。在这样一种惯性思维支持下，集团内部轻则形成各行其是、心照不宣、互不拆台的松散关系，重则形成互相关照、互相利用、互相掩护、分享腐败所得的生存机制，从分散的腐败分子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犯罪集团。集团性质腐败比个体腐败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腐蚀性，因为它具有示范效应，使得上行下效，好比森林火灾，会成片成片蔓延。

        体制内腐败。现在，人们对腐败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贪污、贿赂等明显的体制外的腐败上面，而较少关注体制内的腐败。所谓体制内的腐败，就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披着合法的外衣，以文件等官方形式公开从事的腐败行为。体制内腐败的比体制外的腐败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也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但是，由于这种行为本身有政府部门的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普遍性和公开性，往往不被视为腐败行为，其危险性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警惕，甚至有时还把它当做所谓的改革经验加以推广。

        羡腐心态。这样的现象，可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领导干部真心拒贿，却被人讥为“太呆板”、“假正经”、“不合群”；不法商人通过找关系、行贿赂去包工程、揽项目，则又会被人羡慕称为“有能力”、“有门路”、“有眼光”，而那些贪官和不法商人一旦马失前蹄，落入法网，一些人背后的议论无非是“后台不硬”，“赶上他倒霉”之类。总之“笑贫不笑贪”。特别值得警惕的，还有些为腐败鸣锣开道喊冤叫屈的“理论氛围”，什么“水至清则无鱼”、“小节无害”、“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腐败难免”等。是什么在容忍腐败、同情腐败乃至羡慕腐败、期望腐败、攀比腐败，归根结底是“腐败文化”。

        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中外文化碰撞中的变异现象，市场经济折射出的文化负面影响等，都对今天的反腐败斗争带来了严重挑战。

        来自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家长制”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中以封建家长专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曾经并且仍然对我们的政治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现实中，这一文化取向给官僚主义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观念支持。一些领导干部专横跋扈，颐指气使，权力不受限制，思想一贯“正确”，下属只能对他唯命是从，甚至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什么党内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做人民的勤务员，早已被他们弃如敝屣。二是“官本位”的影响。“官本位”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陈腐的社会意识，其价值追求和价值判断标准就在于做官和官之大小，至今他还根深蒂固，使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的做了他的俘虏。于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者出现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地位者出现了。三是“人治”的影响。我国传统人治文化的主要危害，就是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权力、解决问题。因此，领导者的私情、私欲、爱憎以及亲疏关系，就成了其思想和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来自中外文化碰撞中文化变异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摆脱了“极左”思潮忽视人文关怀、忽视个人利益的阴影，注意引导个人合理利益的实现和对个人价值的保护。与此同时，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人利益的文化理念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入我国后，受到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西方的文化理念同我们久受压抑的个性心灵激烈碰撞。这时人们的兴奋点自然落在“个性发展”、“个人利益”、“自我享乐”等内容上，却将实现他们的前提、相关环境和条件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于是，中国传统的小农的不褊狭自私意识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疯狂追求个人享乐的文化价值理念相混合，变异出当代版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在其影响下，一些党员干部尔虞我诈。与邻为壑，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放弃，破坏乃至侵害他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不惜以巧取豪夺，鱼肉百姓来满足自己物质和精神上过分膨胀的私欲、走上了贪图享乐、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腐败歧途。

        市场经济折射出的文化阴影的挑战。市场经济与竞争性、交换性、求利性的特点，实现由市场完成资源有效配置、保证经济良性循环的目标。这些特点在经济领域是积极的、理性的。但作为一柄“双刃剑”，市场经济的所遵循的竞争性、交换性和求利性等“游戏规则”所折射出的文化理念，如果被这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则难免会发生变异并给社会良性发展带来挑战。实践中我们看到，随着市场经济这种文化理念向其他领域的逐步渗透，重个体利益轻集体利益、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价值诉求不断被强化，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在一些地方泛滥成灾。

        先进文化可以养廉。反腐败，不仅要将一些腐败分子挖出来示众，而且要下大力气去纠正那种“笑贫不笑贪”的扭曲现象，去改变那种“好的不香，坏的不臭”的“腐败文化”在全体公民中营造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廉洁文化氛围。因此，反腐败不单单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斗争。努力构建与培育廉洁文化和政治文明，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

        在反腐败斗争中，要重视文化意识。目前，我国生产方式的多样化，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多层次性，文化观念的多元性，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文化观乃至价值观都需要重新建构。为警惕西方颓废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腐蚀与影响，为防止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反映到党内来，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重视文化意识的紧迫性与重要性。重视文化意识，就要引导党员干部培养高尚情操，形成科学文明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式；就要引导党员干部加强文化修养，升华自己的人格，具有秉公执法的党性原则，严于律己的慎独精神，就要引导党员干部处理好工作与休闲、劳动与享乐、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构建起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体系。

        在反腐败到斗争中，要增加文化含量。没有一定的文化含量，没有科学的文化观念做指导，反腐败斗争是难以形成先进而正确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此，必须重视在反腐败斗争中增加文化含量，使反腐败斗争和文化建设能够互相促进。增加反腐败斗争的文化含量，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不懈地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文化教育培养，使其筑牢思想道德防线，防止其在思想文化的多样性面前失去判断力。

        在反腐败斗争中，要营造文化氛围。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对相同的社会事物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和取舍，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势必导致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文化心理上的失衡和迷惑。在反腐败斗争中，要通过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通过把握正确的文化舆论导向，积极倡导多重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中有进步意义的部分，大力弘扬党员干部中有先锋模范意义的部分，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追求积极健康的文化时尚，以促生全社会的先进文化思潮。

        在反腐败斗争中，要注意文化规范。廉洁文化，仅仅依靠思想道德教育，仅仅依靠人的自觉性，是建不成的，它还需要有结构性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建立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形成一整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们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提出的各种“不准”和“规定”，既是政治规范、制度规范也是文化规范。只有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的双管齐下，才能养成领导干部的廉洁文化习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健全和完善这样的一种机制，充分运用政治监督和文化监督的力量，培育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廉洁文化的建设与政治制度的建设是分不开的。（南昌市新建区纪委监委 王惊雄 王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