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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年轻干部贪腐案例触目惊心
2024年09月0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年轻干部“要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节俭朴素、谦逊低调,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年轻干部清正廉洁,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的百年大计。然而,近年来,年轻干部腐败现象不断发生,迫切需要深化对年轻干部腐败行为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

  近期查处曝光的违纪违法案件显示,一些年轻干部刚刚成为单位骨干,或是刚刚走上领导岗位就腐化堕落,在人生和事业成长的黄金期却跌进贪腐的深渊;有的年轻干部理想信念崩塌,其价值观之错位扭曲,纪法意识之淡薄,令人叹息、发人深省。

1、坏习惯被放大、将“潜规则”带入新岗位、掌握一定权力后飘飘然……刚成为单位骨干或走上领导岗位就腐败

  “一般人从工作到腐败会有一个过程,但章翊甚至连过程都没有。”办案人员口中的章翊,1983年出生,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施工单位,后考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政府村镇建设办工作。进入岗位短短5个月,章翊便借用其妻舅身份成立劳务队,精心谋划生财之道。

  入职后,章翊发现镇里小额工程项目管理混乱,大多数项目在招标前已确定具体施工人员,招投标就是走程序。作为负责这项工作的干部,他非但没去堵塞漏洞,反而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2019年4月,章翊接受审查调查,同年9月因犯受贿罪、串通投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和峻丞,28岁出任云南省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青华派出所副所长,其提拔任用未满一年便步入歧途:2018年3月,在没有法律依据、未履行任何审批程序情况下,和峻丞擅自决定不执行行政拘留十日和强制隔离戒毒二年的处罚,私自放走吸毒人员张某,收受其1万元“好处费”和一部苹果手机。2019年8月,和峻丞被“双开”。
  一段时间以来,像章翊、和峻丞这样,刚刚成为单位骨干或刚走上领导岗位就腐败的案例时有发生。
  有的年轻干部精神空虚沾染恶习而不知悔改,终成为走向不归路的“助推器”。为证明自己能赚大钱,中国电信太仓分公司港区分局大客户分部政企销售经理张弛,在完婚次日瞒着家人将所收30万元彩礼全部投入股市,半年后亏损40多万元,并欠下30多万元外债。为了挽损,他先后借钱购买彩票、举债参与网络赌博,结果越赌越大、越赌越输,后又将黑手伸向其主管业务,以骗取、倒卖等方式侵占公司品牌手机902部,价值732万余元。张弛在留置期间忏悔说,从小形成的一些坏习惯,爱赌、撒谎、自负、自控力差、虚荣心强,在进入社会之后被放大,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有的年轻干部身份转变后其行为模式仍停留在之前一些不良行为的惯性中,思想防线形同虚设。“工程项目经常靠吃请和送钱来推动落实,以前我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并不排斥别人给我送钱。”今年9月被开除党籍的江苏省盱眙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建设服务中心“85后”副主任沈维超,将其在工程公司上班积累的“经验”带到开发区工作中,不到6年先后12次收受他人钱款共计77万元。

 

  有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手上掌握一定权力,在“尊重”和“膜拜”面前飘飘然,面对诱惑和考验迅速败下阵来。今年4月,34岁便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人民法院挂职副院长的王永魁被留置,他在忏悔书中写道:“挂职县法院副院长后,周围人对我的态度明显转变。在赞美和吹捧面前,我感到自己大小也是个领导,凡事要做得有面子。”王永魁开始不断赴宴“交朋友”,为“朋友”办事,走上滥用职权的不归路。

 

2、游戏充值、归还赌债、迷恋奢侈品……低龄腐败动机多种多样

  已经查处的案例显示,一些年轻干部在成长“黄金期”跌入贪腐“危险期”,违纪违法行为时间长、次数多、涉案金额大。

  从案发领域和岗位看,挪用类犯罪大多是单位会计和出纳,贿赂类犯罪大多是具有行政审批权限的干部。如重庆市某医院财务科某收费员利用POS机14个月非法套现27万余元,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街道某下属企业工作人员出纳会计兼于一身,挪用公款3210万元、侵吞公款14万元。

  从手段和情节看,一些年轻干部违纪违法相对单一直接,凭借职务便利“广开财路”、快速变现。一些年轻干部较少“迂回”,而是通过造假签字、直接要钱等方式拿到钱款,甚至将单位资金直接转入自己银行账户。少数年轻干部利用高学历、高技能作案,如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中心原干部穆玉龙,将单位收费的二维码篡改为个人支付宝二维码,违规收取辖区机关事业人员补缴的养老保险费60余万元。

 

  从动机看,一些年轻干部疯狂捞金,其动机包括游戏充值、打赏主播、归还赌债、迷恋奢侈品、“仕途”受挫谋“钱途”等。如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某国有控股公司财务负责人印一凡挪用公款用于游戏充值、打赏女主播等个人消费,金额共计174万余元。江苏省苏州市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副局长朱鸿鹄自视工作能力强,早该被提拔到更高岗位,在“已被边缘化”“仕途无望”的传言中,产生了“政治上无望、经济上弥补”的念头,走上贪腐之路。

3、年轻干部腐败问题,暴露出制度漏洞和监管缺失,以及一些人理想信念崩塌,价值观错位扭曲,纪法意识淡漠

  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监管缺位,制度形同虚设,一些年轻干部伺机监守自盗、肆无忌惮。如印一凡利用管理公司财务印章、现金支票、备用现金的便利,采取截留公司现金收入、私自使用公司备用金等方式,挪用公款长达10余年,直至镇财政分局对该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印一凡才主动投案。

  一些年轻干部错把贪图享乐当人生目标,错把工作岗位当捞钱工具,错把不良习气当兴趣爱好,最终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败下阵来。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永平村“90后”联队会计赵宇无意中接触到一款租车APP后,先后租用过奥迪A6、宝马530、丰田霸道等高档轿车。为满足其“豪车梦”,赵宇挪用村小组资金72万元,40余万元用于租车。今年被“双开”的湖北省江陵县熊河镇“80后”党委书记朱作荣在忏悔录中写道:以前都是抽4块5毛钱一包的烟,当上镇长、书记后,非黄鹤楼1916香烟不抽;以前买衣服从来不进专卖店,后来不是名牌衣服不穿。膨胀的贪欲,让他在诱惑面前一败涂地。
  一部分被查处的年轻干部不明纪法、无知无畏,甚至违纪违法了还不自知。
  广西柳州的“80后”干部周润芝,是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北部生态新区分局原相关负责人。经营土方生意的覃某和蔡某,为让其项目躲过罚款,通过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原所长曾明军说服周润芝一次次“放水”。2017年底,周润芝、曾明军先后收受二人送予的好处费20万元、18万元。面对这般得来的大额钱财,周润芝内心也有过挣扎,曾明军称:“这些钱都是老板赚取的工程利润,是辛苦付出分得的劳动报酬,又不是贪污国家财产,没什么好担心的。”面对这般荒唐说辞,身为国家干部的周润芝竟深信不疑,党纪国法意识淡薄、面对权力不知敬畏,导致她逐步堕入深渊。
  “当时觉得20万就是一箱纸,脑子里一片空白。如果平时加强纪法知识学习,如果我不听信别人的话,如果……”周润芝在被留置期间后悔不已。

 

  刘明鑫,“80后”,2005年4月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扶绥县财政局工作。因业务能力强,很快担任该局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副主任。伴随着对工作的日渐熟悉,刘明鑫发现可利用管理上的漏洞为自己捞取利益。2015年6月至2017年2月,刘明鑫利用职务之便,虚造款项用途,侵吞公款1592.9万元。在供述中,刘明鑫表示他对法律知识缺乏学习,对虚造款项用途、侵吞公款行为的法律后果没有清醒认识。刘明鑫对纪法缺乏敬畏、监守自盗,最终因触犯党纪国法身陷囹圄,付出了惨痛代价。

4、换届之年一批年轻干部走向领导岗位,既要培养选拔好,又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接班人和生力军。今年是换届之年,一大批“80后”“90后”甚至“95后”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对于年轻干部,既要培养选拔好,又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

  职务调整期,往往也是思想活跃期。尤其是年轻干部,一路顺风顺水,一朝身处“高位”,容易在恭维奉承下放松警惕,在觥筹交错中迷失自我。崇左市纪委监委对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市查处的26名40岁以下年轻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进行剖析,把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监督作为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的重要内容,聚焦年轻干部新入职、新提拔等关键环节,强化廉政教育,督促加强对党章党规党纪的学习,自觉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

  山东省烟台市纪委监委对查处的40岁以下违纪违法干部典型案件公开曝光,形成强烈震慑;在严肃查处的同时,针对年轻干部易出问题的行业、岗位,精准把脉、找准症结,督促相关单位加快推进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

 

  一些年轻干部腐败案件的发生,暴露出相关单位的制度短板和监管漏洞。刘明鑫案发后,扶绥县纪委监委对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卜国光,县财政局副局长林勇、全小庆等5人进行问责,向县财政局发出监察建议书,要求针对制度漏洞,制定下发文件规定,层层压实责任。

年轻干部腐败的特点、成因及治理路径(基于46个案例的分析)

一、年轻干部腐败的显著特点

本文通过收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以及地方纪委监委网站等渠道公布的案件,共选取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46例样本进行研究。通过梳理发现,这些年轻干部腐败存在如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量化特征:“潜伏期”短但贪腐数额巨大

腐败潜伏期是指公职人员首次贪腐作案到案发被立案查处的时间跨度。从46个案例看,年轻干部腐败呈现典型的低龄低职“潜伏期”短,但是涉案数额大的特点。

本研究界定的年轻干部以1980年后出生为标准,其中年龄最小的为95后。职级主要为处级以下,多数没有领导职务,为普通工作人员。根据可以查到数据的35个案例,工作年限最长的为20年,最短的仅11个月,有人刚走上工作岗位1个月就开始贪腐,正所谓“前脚刚踏上仕途,后脚就走入歧途”。相对于中管干部和市“一把手”,年轻干部腐败潜伏期呈现显著的短期化特点。但是另一方面,贪腐数额呈现大额化的特点。根据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贪污贿赂“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为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数额巨大”的一般标准为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一般标准为三百万元以上。据可查到数据的41个案例,数额较大的3例,占比7.3%;数额巨大的23例,占比56.1%;数额特别巨大的15例,占比36.6%。其中涉案数额最大的为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交易管理科工作人员张雨杰,高达近7000万元。其次为浙江一建建设集团公司深圳分公司财务部副经理陈曦曦,涉案金额2700万。起步就“失足”、犯罪时间短、贪腐数额大,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年轻“问题干部”胆大妄为、铤而走险的心态。

(二)腐败类型:自体腐败与交易型腐败并存

腐败就其本质而言,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如何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取利益,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一般而言,腐败主要有两种类型,即“自体腐败”和“交易型腐败”,前者主要指不正当占有,包括贪污和挪用公款,后者主要指贿赂,包括行贿和受贿。年轻干部腐败呈现自体腐败与交易型腐败并存现象,且以前者表现更为突出。在46个案例中,贪污、职务侵占、挪用公款共计28例,占比60.9%;受贿共计23例,占比50%;同时具有贪污或挪用公款和受贿的有5例,占比10.9%。46例中有1例腐败是因为行贿。

进一步分析发现,自体腐败主要发生在一些资金密集岗位,多为财务、业务办理等接触到资金的岗位。在46个案例中,有企业财务部副经理、水务局财务股干部、商业联合会报账员、房地产管理中心财务科科员、不动产交易窗口工作人员、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出纳员、卫计局出纳、财政局工作人员、供销社财审科副科长等。这些岗位一旦管理疏漏,就会为贪腐提供可乘之机。

从交易型腐败来看,主要是利用手里掌握的资源配置权或执法监督权谋取私利。比如,产品质量检验岗位、房屋土地管理岗位、公检法纪检岗位等。在受贿案件中,不乏学历高、能力强、担任重要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这让他们成为了市场主体“围猎”的对象,甚至是“围猎”的“潜力股”。例如,1981年出生的金英丽,硕士研究生毕业,曾担任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副镇长、金山区经委副主任、六届金山区政协常委。金英丽甘于被围猎,与不良商人沆瀣一气,搞权钱、钱色交易,收受贿赂500多万元。

自体腐败和交易型腐败并存,凸显了对年轻干部的监督要双管齐下,“八小时以内”和“八小时以外”监督并重。

(三)作案手段: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交织

年轻干部具有学历高、头脑灵活、知识储备丰富、专业化程度高、熟练掌握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当他们把这些优势运用到贪腐领域,表现出了作案手段“高明”的特点。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中心干部穆玉龙,将单位收费的二维码篡改为个人支付宝二维码,通过个人支付宝、微信账户等方式违规收取养老保险费60余万元。在46个案例中,还有通过电脑伪造银行存单和报销单等方式非法侵占资金等。依托互联网技术、数字支付等手段,利用管理监管漏洞实施贪腐,正在成为年轻干部腐败的群体性特征,这也是把握腐败新动向值得高度关注的趋势。

(四)腐败动因:价值观念偏差奉行及时行乐 

人的行为总是取决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年轻干部的腐败从思想根源上看,与他们精神空虚、价值观念偏差有着直接的关系。受“精致生活”“及时行乐”等错误思想观念的影响,一些年轻干部在工作岗位上不是想着奋斗拼搏、建功立业,而是贪图享乐,追求奢靡生活和感官刺激,在膨胀的欲望面前滑向腐败的深渊。比如张雨杰贪污近7000万元,主要用于网络游戏充值和满足于奢靡消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工商业联合会原报账员万振套取、骗取公款40余万元,主要用于购买电子产品,在6年内购买了47部手机;陈曦曦挪用公款2700万元主要用于赌博;金英丽甘于被老板“围猎”,主要是为了满足奢靡消费;等等。46个案例中,贪腐用于赌博的有9人,占比19.6%;用于个人奢靡消费的有12人,占比26.1%;用于游戏充值的有4人,占比8.7%。这些腐败诱因,体现出一些年轻干部爱慕虚荣、炫耀攀比、注重感官体验、物欲强胆子大,以及沉迷虚拟世界、现实世界捞钱享受的特征。

二、年轻干部腐败的多重原因

从腐败发生的机理来看,一个人产生腐败行为,一般有三个条件:掌握稀缺资源、有腐败机会、存在腐败动机。年轻干部腐败也是多因所致,既有自我失守的主观因素,也有制度体制机制不健全的客观因素,还有不良外部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归根到底,人的主观因素是走向腐败的根本原因。

(一)“五关”失守是诱发年轻干部腐败的根本原因

纵观年轻干部腐败案件不难发现,走向贪腐往往与“五关”失守有密切关联。

政治关失守容易迷失方向。年轻干部走上工作岗位时间不长,对党的政治理论学习不系统不深入,存在重业务轻理论的倾向,因而对党的理想信念宗旨理解不深刻。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不高的“先天不足”,是导致一些年轻干部走向贪腐的思想根源。

权力关失守容易丧失公心。缺乏对权力的敬畏感,是年轻干部走向贪腐的共性问题。有的抱着“当官发财”的错误观念,一旦手握权力,就急于变现谋利;有的仕途发展顺利,一朝身居“高位”就开始享受“众星捧月”的优越感,自我膨胀、迷失方向,在金钱诱惑面前陷入泥潭;有的把公共权力私有化、家族化,变成个人或家族的“聚宝盆”。

交往关失守容易跌入陷阱。在这些腐败的案例中,不少年轻干部由于涉世不深,没有把好社会交往的界限,经受不住外界的诱惑,掉入“围猎者”精心设计的陷阱中。

生活关失守容易陷入沉沦。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不是小问题,一些年轻干部的腐败往往是从生活情趣不健康、生活作风不检点开始的。陷入“消费主义”,追求奢靡生活、贪图享乐,错把不良爱好当人生追求,在自我放纵中走向歧途。

亲情关失守容易模糊界线。年轻干部总体上因为家人的影响而走向贪腐的不多,但需要警惕这种倾向和苗头。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陈英,就是因为助弟敛财,最终姐弟俩一起锒铛入狱。

(二)机制不健全、管理不严格是造成年轻干部腐败的关键因素

腐败问题发生往往与体制机制不健全有重要关系。

重选拔使用,忽视对年轻干部日常教育监督管理。“关键少数”位高权重,腐败的风险大、危害重,自然应该更加重视对他们的监督管理,但是对于年轻干部也要避免一用了之。有些地方、单位和部门“误判”了对年轻干部监督管理的重要性,认为年轻干部权力不大、贪腐机会少,还有的认为年轻干部综合素质高,并正处于进步上升期,自我要求高,因而放松了对年轻干部的教育监管。

岗位设置不科学、管理不严格,给年轻干部腐败以可乘之机。一些年轻干部就是钻了管理上的漏洞搞腐败。比如,利用小额工程项目管理混乱,在招投标前确定施工人员,再通过招投标走程序;利用电脑社保系统漏洞,修改丧葬费、抚恤金等账户余额,实施贪污;利用收款、审核、办理凭证集于一身的岗位便利,大肆捞钱。有些单位管理松散、漏洞百出,一些年轻干部原本只是抱着“试探”的心态迈出“第一脚”,当没有被发现以后,就变得肆无忌惮。有年轻干部94次挪用公款800多万,单位竟然都没有发现这样极端的做法。

(三)不良政治生态是导致年轻干部腐败的外部因素

年轻干部身处一定的政治生态中,其言行举止也折射出其所在政治生态的影子。贵州省毕节市织金经济开发区财政局90后干部王红梅,贪污挪用公款上千万,表面上看是这个年轻干部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于单位财务管理混乱,上级领导带头私刻公章、违法乱纪,王红梅耳濡目染、有样学样。“如果这个地区或部门的年轻干部总是出问题,那么他们的生态肯定出问题了”。

不良政治生态容易滋生从众心理。年轻干部初入仕途,社会阅历少,对复杂的官场缺乏独立判断力和应对力,处世往往以身边人的行为方式为原则,呈现模仿性和趋同性。一些年轻干部腐败,就是因为“其他同事都拿了,我若不要,就会显得格格不入”“大家都收,我也跟着收”“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等从众心理,迈向了贪腐之路。

三、“多管齐下”让年轻干部守住“早节”

(一)强化对年轻干部的廉洁教育,提高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加强年轻干部政治观教育,引导他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加强年轻干部权力观教育,引导他们对权力保持敬畏之心,守住法纪底线。加强年轻干部交友观教育,引导他们慎重选择朋友,做到有交往但不能搞交换、有交集但不能搞交易。加强年轻干部生活观教育,加强年轻干部亲情观教育,引导他们不仅要严以律己,还要严以治家、严正家风,以纯正家风促廉、养廉。

(二)“选育结合”,既要选准人也要育好人

年轻干部的选拔培养,形象地说就是“选苗、墩苗、育苗”的过程,要“选‘优苗’、墩‘好苗’、育‘壮苗’”。“选‘优苗’”是第一步,也是防止年轻干部腐败的第一道关。选拔年轻干部,首要标准是政治关。其次,选拔年轻干部要把好道德品行关,注重对年轻干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方面的考察。只有道德品行过硬、自我要求严格的人,才会在诱惑面前立场坚定、有强大的自制力守住廉洁的底线。最后,要把好能力关。新时代对干部的要求是“廉而有为”,廉洁是基本保障,有为是职责要求。既要干成事又要不出事,是对年轻干部为政的必然要求。

对于年轻干部要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管理好、保护好年轻干部。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中,把从严从实加强年轻干部的教育监督管理纳入其中。压实党委(党组)抓年轻干部教育监督管理的主体责任,明确廉政教育、日常管理、监督检查、执纪问责、责任落实等具体内容,推动年轻干部教育监督管理制度化、具体化、实效化。当然,对于年轻干部成长中的困惑、竞争中的压力、工作上的迷茫、生活中的不顺等问题,组织上也要及时了解,给予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情感上关心、心理上疏导,帮助年轻干部“安心、安身、安业”,更好越过成长道路上的障碍。

(三)增加制度供给,从源头上消除腐败机会

找准廉政风险点,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腐败发生与特定的岗位设置和监管不足密切相关。纵观年轻干部的腐败,管钱、管事、管审批等资金集中、资源富集的岗位,往往成为腐败的高发地。对于这些领域发生的案件,要举一反三,从制度上消除腐败机会。根据“权责法定、权责透明、权责统一”原则,完善权力设置和监督制约机制。一是对于关键岗位,要严格分权原则,推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并实行定期轮岗制度,降低腐败风险。二是创新“金鱼缸模型”,充分发挥“透明效应”。权力运行越是公开透明,腐败就越难有藏身之地。完善财务管理、行政审批等领域权力运行内容、运行流程、运行结果的公开制度,并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切实提高权力的可监督性。三是强化权力行使的责任制度,建立责任清单,细化岗位责任,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失责必追责”。四是实行“凡进必谈”,对于新入职或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在入职伊始,由所在单位分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开展廉政谈话,讲清岗位职责、权力边界、廉政风险、法纪要求,引导年轻干部树立岗位责任意识和廉洁从政意识。

(四)涵养政治生态,为年轻干部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加强单位政治生态建设,为年轻干部成长营造好“小气候”。对于年轻干部而言,身边环境的影响最为直接。一般而言,主要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作风,对单位的政治生态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上级党委和纪委要重点加强对下级“一把手”的监督,“一把手”也要以身作则,既严格要求自己,也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单位在政治生态建设中,要杜绝拉帮结派的“小圈子”,搞人身依附的“公权私恩”,避免年轻干部被迫“站队”。单位要建立正确的用人导向,让愿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有机会、有舞台,让投机钻营的人失去市场,以此激发年轻干部端正从政理念,努力干事创业、积极进取。

加强社会廉洁文化建设,为年轻干部成长营造好“大气候”。年轻干部正处在仕途发展的起步阶段,良好的文化环境对塑造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党内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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