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企业反舞弊的重要性，教授引用一系列政策法规及《普华永道2016年全球经济犯罪调查》、《2018全球舞弊报告》、《中国企业反舞弊调查报告（2019）》、《2020年全球职务舞弊与滥用职权调查报告》等报告文书，通过列举数据分别说明了舞弊行为对企业的严重伤害、舞弊的动机、取证来源、查办渠道等，以此强调企业反舞弊工作的艰巨与查漏补缺的重要作用。

解说舞弊的三角理论和GONE理论，并通过部分案例，教授指出舞弊行为具有易发和延续属性，又对企业内控体系和上市前景具有重要影响，都反映了企业内部控制不完善或执行不力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对此所涉及到的建立必要的程序，以及针对舞弊风险开展的评估、控制、审计、调查、补救活动，就要正确理解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框架。

企业制度的演进与产权特征，导致现代公司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股权结构的分散化；二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经营权）分离。由此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公司制企业始终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

教授指出，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指的是权利机构、经营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三者组合的一种组织形式，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分工和制衡关系，具体又可分为所有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四权分立，纵向授权、层层负责。企业的这种治理结构，受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内部环境指股东、董事会、信息披露与透明度；外部环境则指各类行政法规、专业标准和银行、媒体、评级机构、投资人保护机构等市场权益关联群体。

分享介绍单层制董事会、双层制董事会、业务网络模式三种欧美日发达国家治理模式后，教授重点介绍说明了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探索。他指出，我国公司权力结构有分别类似单层制董事会、双层制董事会的地方，但在党的十九大后，党委会被广泛引入。探索建立了“四会一层”的公司治理结构。即在“三会一层”治理主体权责基础上，增加党委（党组）会权责。党的干部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进入公司经营层，党员职工进入董事会，职工代表进入监事会。并由此确立了“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机制。尤其对于国企而言，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新《证券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号）》等政策文件支持和指导下，实现由“单兵种”模式和“一股独大”，向“集团军”模式和“产权多元化”升级转型，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

总的来说，教授结合不同企业的特点，建议由大型国企改制的公司采用双层制董事会，以保障资产的安全增值；鼓励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私营及外资小型企业采用单层模式，以保护创业者利益。